水利史话（三）：我国水利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水利事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固然有它自己内在的规律性，但是，它同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研究水利发展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它同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的联系和相互作用。

　　水利的发展，首先同生产工具的发展密切相关。

　　我国自原始氏族社会开始，经历了两千年漫长的石器、蚌器和木器的时代。与石器、蚌器、木器的生产工具相适应，水利事业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只是在比较易于施工的黄土平原上开挖小型的沟洫和陂塘从事农业灌溉，在较小的范围之内修筑一些原始堤坝（最初只称作“防”），抵御洪水，保护住处和庄稼。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农业作物的不断增加，原始水利事业就其规模和数量来说也都不断地发展。但是，人们还不能摆脱主要是靠天的状态；“琴瑟击鼓，…••以祈甘雨”，“有濸萋萋，兴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诗经•小雅》中这一类的诗句反映了当时人们盼天降雨的情况。但是，在长期实践中，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天是靠不住的，水旱灾害的经常发生，必须备水防旱，止水防淹。“以潴蓄水，以防止水”，是在当时生产水平下人们同水旱灾害作斗争的有效办法。石器时代以后出现的青铜器时代，标志着社会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它为铁器出现奠定了基础，并推进了原始水利工程的发展，使原始的、分散的小陂塘、小水沟发展成初步的灌溉系统。但是，青铜工具还不能为大型水利工程提供最基本的条件。在青铜器时代，还看不到大型水利工程。

　　铁制工具的出现则不同，正如恩格斯所说：“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所以，自出现铁制工具以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工具逐渐代替几千年来的旧的工具，而宣告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结束。畜耕普遍使用，加上深耕细作、播种、施肥、田间管理等一系列农业技术的革新，运输车具的广泛使用，使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高度。生产力大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大变革，剩余劳动更多的出现，使从事较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成为可能，而大量的铁制工具则为大规模的、艰巨的施工提供了最重要的手段，大型水利工程开始出现。我国的水利事业也发展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以众多的著名大型水利工程项目的出现和水利事业领域的扩展为特点的。在楚国，修建了我国最早的大型灌溉工程棗期思雩娄灌区，以及芍陂蓄水灌溉工程。这是摆脱靠天祈雨而求得更有效的在较大范围内实行稳定灌溉的重要开端。

　　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黄河下游地区的进一步开发，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大，黄河沿岸的村庄市镇大量兴建，对黄河的防洪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时便产生了较大规模的堤防工程。

　　生产力的发展也为航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以著名的邗沟和鸿沟为代表的较大运河的出现，为我国水利发展史开辟了一个与灌溉及防洪同样重要而且有时规模更大、更为艰巨的领域，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邗沟和鸿沟的建成，首次沟通了长江与黄河、淮河两大流域的航运，开辟了南北水路交通运输的道路，对当时以及后代的社会进步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下，就一个诸侯国的水利建设成就来说，首屈一指的要算是秦国了。在不长的历史时期里，秦国接连兴建了我国古代最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两项大型灌溉工程。秦统一以后，很快又开凿了沟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人工运河棗灵渠。这三项工程不但以其巨大的政治、经济意义，而且以其巧妙的设计和高超的施工技术而卓卓称著。秦国水利事业这样迅猛发展，除了商鞍变法等政治革新比各国更为彻底等条件外，泰国的生产力较为发达也是重要的原因。当时秦国拥有数量不少的可供开采的铁山，木材也很丰富。战国后期东方诸侯国已很羡慕“秦以牛田，水通粮。”泰国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也处于领先的地位。它的水利成就比其他各国更为显著，绝不是偶然的。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为水利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对水利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促进水利事业向新的高度继续发展。如三国以后南方地区不断开发，使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生产力大大地提高了。南北经济交流对南北交通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航运事业向前发展。手工业各部门的普遍发展要求提供更多的动力，手工业便从主要是依靠人力发展到更多地依靠畜力，进而运用水力，开拓了水利事业的新领域，使水利事业在社会生产力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

　　水利事业一方面受社会生产力各个部门的发展所推动；另一方面却又受到社会生产力各部门发展速度所约制，不能超越社会生产力所允许的速度和规模单独向前发展。汉代的水利事业，在春秋战国的基础上继续迅速向前发展。为了解决关中粮食补给，汉代曾经试图开辟一条沟通秦岭南北水系运道的褒斜道，并组织过开凿三门砥柱之险的工程。这两项工程异常艰险，反映了汉代劳动人民艰苦卓越英勇奋斗的精神，这是十分可贵的。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但却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因为当时社会生产力还无法控制黄河和褒河湍急的流速。宋代圩田的大发展，曾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可是，这种圩田滥加发展，又给社会生产力提出了新的问题，如《宋史•食货志》所述；“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据(三娄)渎，悉为田畴，有水无地可潴，有旱则无水可戽。”造成湖泊面积逐渐减少和水旱失调的严重问题，以致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明令禁止这种盲目围垦的现象。一方面说明生产力各部门之间必须按照自己内部的辩证规律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又说明由于历史的局限，封建社会既不可能认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更不可能运用这种规律，只能任其自发地走到极端，然后再来进行调节。

　　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和水利发展

　　在以农为主的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水利的盛衰往往同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直接的关系。

　　纵观几千年的水利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方面水利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直接作用于社会，引起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又反过来影响水利事业的发展。从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中水利事业的勃然兴起，出现了我国水利发展史上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战国期间，秦国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对秦国完成我国第一次大统一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司马迁对郑国渠曾这样评价说：“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项，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司马迁把秦完成统一事业归功于一两项水利工程，未免不甚恰当，但是他对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些大型水利工程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所作的高度评价，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秦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腐朽的秦二世的统治，狠狠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使西汉初期的统治者不得不执行多少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方针政策，削减赋税，鼓励生产。汉武帝发布了兴修水利的谕令，当时水利大兴，不但出现了不少“灌田各万余顷”的大型水利工程，而且小型水利工程遍及各地，出现了“用事者争言水利”国的局面。秦汉统一的黄河防洪大堤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治河防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汉武帝曾亲临现场督促瓠子堵口工程的进行。

　　隋末农民大起义，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使唐代的封建统治者不得不对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作一些调整，多少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水利事业又一次得到较大的发展。其中运河的管理和维修、通航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历代统治阶级虽然处于兴修水利工程的发动者和组织者的地位，而其反动、腐朽的一面对水利事业发展却起着阻碍甚至破坏的作用。我国北方早期几项著名大型水利工程如郑国渠、白渠以及运河的荒废，正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无力驾驭社会，不管劳动人民死活的结果。在各个封建朝代的末期，水利工程很多被破坏和荒弃；在分裂割据的战争中“以水代兵”，更是统治阶级为了适应军事需要而采用的手段，它不但直接摧残水利事业，而且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仅此一点，就记录着反动统治阶级数不清的罪恶。尤其明显的是黄河自汉代以后灾害较多，中唐以后又频频决溢，至南宋时期黄河更加紊乱，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前，成为华北平原劳动人民的严重威胁。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性和腐朽性所酿成。封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以及它们之间的争机斗争引起的连年战争，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河堤失理，决溢后又久不修治，加上中上游林木植被遭受极大破坏，水土流失日见严重，下游河床逐年淤高等等，都成了黄河灾害的综合病因。一部治黄斗争的历史，同样是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利事业不仅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生活，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往往伴随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激烈的思想斗争。战国时期西门豹主持漳水十二渠灌溉工程的兴建，不但使邺地生产面貌为之改观，而且大破迷信河神之类的唯心主义思想。它是我们祖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们主观世界的生动诗篇。西汉元光三年（公元前一三二年），黄河瓠子决口，当时的最高统治集团中，曾有人宣扬什么“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 这种唯心主义思想使洪水灾害持续二十三年，严重危害农业生产，人民流离失所，“关东饿死者以千数”。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一零九年），通过广大劳动人民英勇奋战，才堵住了决口，这就是治黄史上著名的瓠子堵口。

　　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大型水利工程的不断出现以及水利工程的普遍兴建，水利经营管理的问题逐渐突出，矛盾比较多，有时候甚至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唐代由于水力机械的普遍发展，水力得到广泛的利用。但是豪强贵族、寺僧到处兴建私人磑碾，抢占水源，这在京城附近的郑白渠上非常突出，当时“郑白支渠磑碾，拥隔水利，　人不得灌溉。”

　　蓄水和排涝的矛盾，历史上也数见不鲜，汉晋时代汝南和沿淮地区湖泊洼地的兴废就是一个例子。宋元时代太湖地区的围垦和蓄水灌溉，以及清代洞庭湖的圩坑兴修和“废田还湖”的争论，又是另外一种矛盾。又如人工运河，一般都有航运、灌溉两种效益，两者往往又有矛盾，互相影响。

　　在封建社会后期，一方面因为统治者依赖漕运搜刮南方民脂民膏；另一方面，运河两岸农田需要灌溉。统治者往往为了保漕，禁止灌田引水，这在明清两代几乎是经常出现的。明清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确保漕运，甚至还牺牲防洪治河。为通运而治理黄河是他们公开宣布的方针。

　　以上事例说明，水利经营管理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它对于水利事业的发展影响很大，必须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水利学家和水利科学实验

　　在我国几千年水利发展的历史中，各代劳动人民与大自然进行了英勇卓越的斗争，创建了各朝代众多的大小水利工程，推动水利事业不断的发展，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曾经涌现出不少水利专门家，他们善于总结和推广劳动人民的经验和创造，为发展我国的水利事业作出卓越的贡献，为后人所怀念。

　　战国时期的李冰主持兴建举世闻名的都江堰特别为后人赞颂。

　　郑国是战国末期的水利家，他兴建的关中第一条大型灌溉渠道花了十多年的辛勤劳动。当时人们为了纪念他把该渠道命名为郑国渠。

　　召信臣在汉元帝时任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一带）太守，比较注意发动劳动人民大兴水利，先后兴建穰西石堨、钳卢陂等著名水利工程，形成一个规模较大效益显著的南阳灌区。 东汉初王景发动数十万劳动人民治理黄河和汴渠。自此之后，自河南至海口一段八百多年没有重大改道。这一事实虽然可以有各种解释，但王景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

　　唐代以四处搞水利著名的姜师度，曾先后在海河和黄河等流域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为防洪、排涝、灌溉、航运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高超是北宋时具有长期生产实践经验的治河工人。庆历八年（公元一零四八年）堵筑黄河商胡决口时，在多次失败后他提出了分节依次压埽堵合法，堵口成功，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发展水利事业中所表现的智慧。

　　元代贾鲁在任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期间，于至正十一年（公元一三五一年），征集民工二十五万，军工二万，并从北京附近及宁夏灵武等地征调卷埽、堵口等技术工人对黄河进行了大规模堵口，并提出了疏、浚、塞三种方法。历时半年多，使黄河复归故道。贾鲁在治河史上建立的功绩是应当肯定的，但他曾带兵镇压过农民起义，也是应当批判的。

　　明代潘季驯自嘉靖末至万历间，曾四任总理河道，负责治黄工作达十余年。他重视调查研究和治河实践，他根据前人的经验和理论，提出一整套治河办法：筑堤防溢，建坝减水，以堤束水，以水攻沙，河行旧道，反对分流，讲究修防，借黄通运。尤其是“束水攻沙”的主张，符合现代河流动力学的基本原理，至今仍然不失其参考价值。

　　康熙时靳辅任河道总督期间，在另一水利家陈潢的协助下，采取开河、浚淤、分洪、堵口、筑堤、疏通海口等多种措施，认真治理苏北地区黄、淮、运，从而减少了灾情，保障了运河通航。他在实践中继承和运用前人提出的“束水攻沙”的经验，治河有功。明清问治河理论的出现是我国劳动人民治河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我国治河事业的宝贵遗产。靳辅和潘季驯等人所留下的治河理论专著，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还应当提出的是出身老河工的王全一和郭大昌，他们把长期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提高，再用于实践，获得良好的效果。他们的事迹和技术论述还可以从《安澜纪要》、《回澜纪要》和《中衢一勺》等书中看到。最可贵的是他们在反对统治阶级和治理黄河水害的双重斗争中，技术上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封建统治阶级极端蔑视劳动人民的情况下，史书上还出现了北宋老河工高超、清代老河工王全一和郭大昌在黄河堵口上的出色技巧与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记载，生动地体现了我国治黄事业的历史是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写成的。 作为例证，我们举出人工运河的成就来进一步说明水利发展和生产工具的进步，水利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间的关系，以及水利科学实验在水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国隋唐运河的建成，不仅是我国水利发展史上一件大事，而且也是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史上有数的重要建设。过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史学家们对隋唐运河议论纷纷，他们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或者把运河的创建当成一种历史罪过，或者把它归结为一两个帝王随心所欲的产物，或者把它看成是一代王朝衰败的原因。他们不可能对大运河这样的历史事件作出科学的评价。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隋场帝杨广从公元六零五年至六一零年间的确曾经下令整理和修建了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运河，从而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水系，形成了一个以洛阳为中心，总长四千多里，沟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使我国人工水运事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但这绝不能因此就把大运河的开凿仅仅看成是杨广个人的行为。它不仅是隋代政治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前代运河逐渐扩建的结果。

　　汉代以后，我国历史上出现了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长期分裂局面，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极大。劳动人民处于国家分裂的水深火热之中，迫切要求国家的统一。而江淮以南的广大地区，经过汉代繁荣的影响，以及三国以来各对立政权的不断经营和发展，改变了原来的“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的不发达状态，成为举足轻重的经济地区。因此，在巩固北方的同时，能否控制南方，沟通南北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已成为当时国家统一的极为重要的条件。封建社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也推动着航运事业的发展。运河的开凿和改进，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自春秋战国邗沟和鸿沟的兴修至隋代运河的开凿，先后经历了近一千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我国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冶炼技术到了南北朝时期有了很大进步，炼钢法已经比较发达。我国的造船技术，也有相当水平，秦汉时期，我国已经能建造载重二十五吨至三十吨的大木船了。

　　当时数学、测量、建筑技术、土工工程施工方法等都有很大进步。数学上的勾股定理已有严格证明，二次方程已经可以用几何方法解决。祖冲之推算的圆周率有效数字已准确到八位。数学上的这些成就为大规模的建筑工程计算奠定了基础。隋代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著名的赵州桥，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力学水平和建筑结构、土石施工技术水平。

　　汉代在兴建渭水至黄河长达三百余里的漕渠时，曾令齐人水工徐伯进行水准测量，即所谓“表”。可见那时的水准测量已具有相当的准确度。水准测量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后代运河开凿的一项重要技术准备。此外，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一书，对我国主要河川的情况以及当地地形作了详细的描述，为后代运 河的大规模兴建提供了规划工作所必需的参考资料。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为后代运河的诞生打下了技术基础。

　　就运河本身来说，也有一个逐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我国初期的人工运河始于春秋战国，先后有江淮之间的邗沟、黄淮之间的鸿沟出现。到了秦代，为沟通长江、珠江水系而开凿的灵渠，从工程的布局以及施工技术，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秦汉以后鸿沟 演变为重要的汴渠，江南太湖一带自先秦以来也开凿了一批人工运河，初步形成了江南运河的轮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运河工程不断发展，已经形成北方运河系统，并且以汴渠和白沟 等为骨干，初步形成了沟通江、淮、黄、海四大水系的人工运道网。隋代运河只是在此基础上加以系统整修和扩建而已。隋代以前人工运河的不断兴建和发展，也为运河进一步扩大提供了勘测、设计、施工和管理的一系列重要的经验，所以防代运河的出现，是水运工程合乎规律的发展，是我国劳动人民世世代代辛勤劳动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