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史话（二）：我国水利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农业则是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的发展对于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早在母系氏族社会，黄河流域的民族部落就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了。当时的原始农业称作刀耕火种，或称锄农业。到了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农业生产注重按照季节和气候条件进行，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便于定居生活。那 时候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氏族部落，已经普遍栽种水稻，经考古发现，确认当时浙江一带已有粳稻和籼稻两种稻谷了。

　　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由于以农业为主体，而农业除了受气候、土壤等地理环境的影响外，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农作物所需水量的供应。随着农业的进步，原始的灌溉、防洪活动相继出现，开始了我国水利发展的历史。在自然降水不能满足农作物需要，特别是在生产力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主要农业经济区自然出现在各大河流附近。

　　黄河流域的开发和水利

　　我国奴隶制社会早期的主要政治经济地区在黄河中下游一带，这里是河流冲积的黄土地带，根据近代土壤科学研究认为，黄土具有高孔隙性和强毛细管吸收力，黄土本身含有丰富的钾、磷和石灰，具有很好的自然肥效，易于耕作，正好适合较为原始的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人们认识到同水旱灾害作斗争是发展农业生产的至关重要的事情，近代黄河流域的平均降水量约为四百毫米，属于半干旱、半湿润的地区，整个降水量的三分之二，又集中于六月到九月份，并多以暴雨的形式出现。水旱灾害经常发生，对农业生产威胁很大。传说中的我国古代治水英雄大禹，花了近十几年的功夫疏导洪水，平息水患，接着就划分土壤等级，制定贡赋，发展农业生产。可见，农业同水利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黄河流域固然常常发生水旱灾害，给农业造成很大的威胁，而黄河及其支流经过了人工的改造利用以后，灌溉着亿万亩良田，孕育了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民族世代生息的主要地区之一。它的巨大的自然效益造福于人们，经历代劳动人民的开发，这一地区发展为世界上最著称的文明地区之一。

　　黄河流域一些重要经济地区的相继出现，是同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紧密相连的。

　　关中平原自商周开始至汉及唐，是我国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地区。司马迁盛赞关中“膏壤沃野千里”，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十居其六。”可见关中平原经过历代劳动人民辛勤开发，一直到司马迁生活的汉代，其土地仍然保持着优良的地力，以致它所提供的财富占当时全国的相当大的一部分。

　　关中地区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保持它作为我国古代十分重要的农业经济地区的地位，是和水利事业的不断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诗经》以及其他一些古籍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关中地区到了西周时代，小型的灌溉工程已经比较普遍了，人们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兴建陂塘，储蓄天然雨水和河流来水，以便灌溉稻田。但是，当时的陂塘容积比较小，对于经常受干旱威胁的关中地区来说，灌溉还是缺乏保证的，所以，多数情况下仍然靠着天时以及主要作物的适应自然能力的自然生长，所以产量比较低。当时主要种植一些耐旱作物。

　　战国后期到秦汉，关中地区是秦汉都城所在地，人口逐渐增加，这里的粮食需要量也越来越大。解决这里的用粮问题，一方面固然依靠外地艰难的漕运，更重要的是大力发展当地生产，扩大种植面积和提高产量，这就要求水利事业必须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郑国渠、白渠，以及漕渠、六辅渠、灵帜渠、成国渠等一系列大规模灌溉渠系陆续兴建起来了，于是关中可灌溉的土地面积大大增加，特别是因为泾、渭二水含有大量的泥沙，引泾、渭二水灌田不但有效地供应农作物生长所需水量，而且对盐碱地实行洗土放淤，进行有效的土壤改良，使盐碱地一变而成为“沃壤”。《汉书•沟洫志》写道：“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这就是说，凡是兴建灌溉渠道的地方，原种禾麦的可改种水稻，产量可大大提高。

　　西汉后期，我国古代著名农业家汜胜之到关中地区指导农业，在推行比较先进的耕作方法的同时，又大力推广种麦，使这里的农业面貌更加改观。《晋书•食货志》记载；“昔汉遣轻车使者汜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关中地区农业的这些转变，起重要作用的正是灌溉条件大大的改善。

　　水利对于促进关中地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漕运。这是统治阶级最为关心的事情。关中地区到秦汉时虽号称天下财富“十属其六”，但是，为了满足当时军事用粮和关中地区人口增长的需要，关中地区仅就粮食来说，也常常不能满足京师的需要。西汉时期，从外地漕运关中的粮食从最初每年几十万石增长到后期的数百万石。政府为了保证漕运任务而花在修船筑仓方面的费用，每年都有相当惊人的数字，可见当时漕运的重要。

　　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地区，由于主要是黄土地带，一经得到灌溉，就会变成沃野千里。在生产力还比较低下的我国古代社会中，这是发展经济的极其有利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关中地区雨量少而集中，泾、渭诸水又含有大量泥沙，灌溉渠系极易淤塞，没有妥善的经营管理，要求得到稳定灌溉效益是很不容易的事。加上豪强兼并和社会动乱的破坏，关中经济地区的地位在后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就不及江南等后来发展的经济地区那么重要了。

　　黄河流域由于水利事业大发展而兴起的另一个重要经济区是河套平原。

　　河套平原处于我国的干旱地区，在大沙漠边缘，雨量少，蒸发量大，如果没有较为稳定的灌溉条件，农作物是难于生长的。但是，这里土质条件较好，日照充足，加之这里的黄河河段沙少水清，决溢泛滥不多，对发展灌溉开辟耕地非常有利。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各族劳动人民就在这里劳动生息开发土地。但在汉初，这里的开发程度还较低。为了适应在北方作战的需要，于是便加强对河套地区的开发，设置屯田，广开渠道，引黄水灌溉，从“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到“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可以想见当时兴修水利开辟耕地的规模不小。

　　秦汉以后，这里的水利工程不断得到发展，比较著名的如北魏时期开凿的艾山渠（薄骨律渠），灌田可达几万顷。

　　各代劳动人民不断苦心经营，河套地区越来越变得富庶。到了唐代天授初年（公元六九零年），这里虽然重兵驻扎，但一度已经“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可以就地供应军事用粮了。

　　汉代以后，黄河下游河患日甚，给劳动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但是，河套地区却很少受到黄河灾害的干扰，加上这里不断开发，富饶与日俱增，成为黄河中下游得天独厚的地方，故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

　　海河流域的开发和水利

　　海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先秦时期，这里是燕、赵、中山、魏等国的活动地区。海河流域地处华北平原北半部，距海洋不远，属于半湿润地区，适应于农业生产，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农业经济地区之一。它在战略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辽、金、元、明、清各朝代都曾定都北京，从十三世纪中叶起，这里一直是我国的政治中心。

　　海河流域地区虽然适合农作物的生长，但由于雨量集中，并且多以暴雨的形式出现，旱涝灾害经常发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既要求得到稳定灌溉，又要进行防洪排涝。所以，海河流域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水利事业的发展的。

　　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出现大型引水灌溉工程棗漳水十二渠。它可以灌溉当时魏国的重要都会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四十里邺镇）附近的大片土地，并可引漳水的泥沙淤灌，改造这里的一些盐碱地，使这些土地“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稍后，还有现在房涞涿灌区的前身，督亢地区的水利。海河流域井灌工程发达甚早。解放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北京附近曾挖掘出一处有六十多眼水井的先秦到西汉间的水井群，这个井群的井壁都用陶圈砌成，可见当时井灌的发达。

　　三国时期，海河流域北部曾开展较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比较著名的有戾陵堰、车箱渠。这项工程可引永定河水灌溉约一万多顷的土地，促进了这个地区农业的发展。

　　海河流域的灌溉工程，在以后各个朝代也都有所建树。

　　海河流域虽然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农业经济地区之一，但是它同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等一些经济地区相比，发展是较为缓慢的，特别是北京成为金、元、明、清各朝代的王都以后，这个地区远远不能满足京师用粮的需要，在交通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南粮北运成为一个问题。自明中叶以后，虽曾出现过一些开发北方，改变南粮北运的主张，但都没有认真实行过。除封建社会末期反动腐朽的一面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是值得我们今后继续探讨研究的。

　　淮河流域的开发和水利

　　淮河流域地区有着发展成为重要经济地区的十分优越的天然条件。那里气候适宜，雨水充沛，天然水道较多，平原沃壤千里。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在这一带活动。由于这里是古代南北政治、经济交往的要冲之地，为兵家所必争，成为有名的古代战场。每当封建国家分裂时，这个地区常常在战乱中遭受很大破坏。但是由于这个地区有着极为优越的可以迅速发展成为重要经济地区的自然条件，所以，历代的统治阶级只要有可能，都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开发，力图发挥这个地区作为重要经济地区的作用。

　　淮河流域地区经济上的重要性早在战国时期已经显示出来了。春秋战国时期动工兴建的我国早期著名蓄水灌溉工程棗芍陂的建成，以及众多的湖泊开发利用，使安徽寿县一带万顷良田得到灌溉之利，成为当时楚国的重要产粮区。寿春（今寿县）曾一度成为楚国的都城，这与当地水利事业的兴旺和农业经济的发达有很大关系。三国时期，曹魏之所以在战乱中仍然很快地把淮河流域地区开辟为重要经济地区，与原来这个地区已建立起来的水利条件和农业基础很有关系。因此，仅仅修治芍陂，就可灌溉良田数万顷之多；而在今安徽肖县、滩溪一带“兴陂遏，开稻田”以后，“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

　　隋唐以后到宋，由于陂塘水利灌溉事业的进一步发达，以万顷计数的良田沃壤不断开垦，江淮地区成为封建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地区之一。江淮地区的农业作物主要是水稻，因而对水利事业的依赖程度更大。无怪乎家代江淮地区一个县令上书要求大治陂塘水利时指出：“江淮民田十分之中，八九种稻。春中遇雨则耕耨布种常宜沾润，盛夏稍愆雨泽，则其苗襄薄，所收微(甚少)。惟是陂塘有修筑坚固，蓄水高广，则下所灌田不以旱沴，无不厚收。”唐宋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经济发展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江难以及江南一带，这些地区水利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成为支持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地区。当时，产米量最高的是江浙，其次是江淮，而淮南地区每年“上供”粮食的数量，也是仅次于江浙而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赋税收入地区之一。

　　淮河流域地区由于处在南北要冲位置，受封建统治阶级战乱的破坏非常严重。金元以后，黄河南侵，向淮河流域泛溢日益严重，致使淮北地区灾害频繁，严重影响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淮河流域虽与江南地区具有几乎同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并曾在唐末期间一度与江南地区齐头并进地发展，但终于不及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

　　长江流域的开发和水利

　　长江流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由于这里具有非常优越的自然条件，一经开发，便能迅速发展，成为我国极为重要经济地区。

　　与关中一度并称“天府”的成都平原，那里土壤条件不亚于关中地区，雨水又比关中丰沛，气候温暖湿润，岷江等河流贯穿其间，有比关中地区远为优越的稳定灌溉条件。然而，在秦以前，岷江经常泛滥，水灾连年发生，当地劳动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成都平原的现状，控制灾害，化水灾为水利。于是都江堰工程应运而生。都江堰工程建成后，成都平原万顷土地受其滋润，使得“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此以后，成都平原历时二千多年，一直受益于都江堰，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重要农业经济区的地位。成都平原自都江堰建成后迅速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经济区域，有力地证明水利事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在汉水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南阳、襄阳、汝南一带，是两汉时期兴起的一个农业经济区，促使这一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水利的大发展。

　　在两汉期间，这里兴修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西汉后期南阳地区曾“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蓄积有余。”这里著名的水利工程如钳卢陂、六门堰等，灌溉面积有数千顷之多。又如东汉初期汝南地区修复的鸿却陂，灌田数千顷。由于水利大兴，水力机械也有发展，如东汉期间南阳地区就“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水利事业发展了，农业收成有了保证。

　　由于这一地区水利事业成效十分显著，有人认为可与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和河北的漳水十二渠媲美。

　　江南地区在我国历史上与黄河流域相比较，发展得较晚。汉代司马迁在描述当时关中地区“膏壤沃野千里”，占天下财富十分之六的时候，江南却被说成“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地区。可是到了隋唐之后，江南经济却突飞猛进而成为全国最发达最丰盈的地区了。

　　江南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地区，其历史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两晋南北朝以后，北方战乱较多，破坏极大，而南方则相对稳定。经过对太湖和钱塘江下游的开发，江南逐渐发展。晋代以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南方人口剧增，迫切要求南方广大地区进一步开发，南方以其特有的自然条件，一经与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相结合，便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这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水利事业的发展。早在三国政权分立时期，长江中下游经过初步开发，已经显示出那里能支持一个强大的独立政机数十年之久的经济潜力。当时东吴在兴修水利与屯田方面虽不及曹魏的规模和成效，但在东吴所属的现在南京太湖一带曾经造成“其四野则畛(田罬)无数，膏腴兼倍，……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自的繁荣景象。是时，东吴利用长江下游河道如网、湖泊成群的有利条件，在以往兴修水利工程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晋代短暂的统一以后，很快又陷入战乱，中原乃至于几乎整个黄河流域的经济受到毁灭性的破坏。而富有生产经验的黄河流域劳动人民转移到南方以后，和南方人民融汇一起，共同奋斗，迅速把江南地区建设成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繁荣富饶的重要经济区域。经过短短的一两个世纪，江南一些地区变成了“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棗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的富裕地区。事实上，在唐宋两个朝代，最高统治集团的军政开支，奢侈用度，绝大部分都从江淮以南搜刮，所以说，“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宋明两代，以江浙为最富，江浙一带又以太湖地区甲于夭下，“苏湖熟，天下足”这句话，充分反映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 同样明显的是，江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水利事业的兴旺发达是分不开的。这个地区的水利不但包括灌溉、排涝、治河、航运等各个方面，而且结合南方的自然特点，大力发展了海塘工程，特别是遍布南方各主要湖区的圩田，使水利事业的领域大为扩展。其所收效益，非常巨大。王祯《农书》上说：“凡一熟之余，不惟本境足食，又可赡及邻郡，实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富国富民，无越于此。”

　　晋代以后南方水利之所以如此迅猛发展，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南方农业以水稻为主，而水稻田必需有充分的水源，需要靠人工灌水。晋人傅玄根据当时的情况，对于水田与陆田曾作过如下评价；“陆田者，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功弃矣。（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数千年来水旱作物生产发展的实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改变自然环境的可贵斗争精神。有鉴于水田比之于陆田的好处，所以南宋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司农卿兼户部侍郎李镛说：“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这也反映了水利与农业相辅相成的关系。南方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要求水利事业要有相应的发展，水利事业的发展又大大推动了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鉴于水利事业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效果极为显著，宋仁宗曾向全国发布诏令，把能兴修水利作为地方官吏嘉奖晋升的重要条件之一。

　　地处长江中游的湖北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区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经济地区。这里有为数众多的大小湖泊，气候温暖湿润，雨水充足。沿江两岸和沿湖四周的土地非常肥美。南宋以后，到明清两代，这里的农业经济发展特别迅速，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是封建王朝十分重要的赋税收入地区。明成化八年以后，全国运粮京师规定为四百万石，其中南粮就占约四分之三，南粮的大部分都由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劳动人民所承担，其中两湖占很大的比重。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两湖地区经济已是相当发达，成为全国粮税收入的重要地区。

　　由于这里的农田产量高，收入较为稳定，各种作物生长都比较适宜，也就成为明清两代统治阶级分封霸占的主要对象之一。例如，明神宗时期，仅福王分封，就“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由此可见一斑。

　　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水利的发展。这里的大小水利工程数目，在明清两代，比起以往各朝代增长更快，沟渠陂泽，垸田湖田等大量出现。明代仅湖北沔阳一县，垸田数目就达百余区，“大者轮广数十里，小者十余里。”

　　珠江流域的开发和水利

　　珠江流域也是明清以后发展起来的我国南方重要的农业经济区，尤以珠江三角洲一带农业更加繁荣，这里雨水虽然非常丰富，但旱灾也时有出现。特别是经常受到台风、海潮的侵袭，所以，兴建各种水利工程，有效地防止自然灾害，是这个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珠江流域下游和三角洲一带劳动人民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创造的基围、堤围，同长江流域的圩垸一样是防御洪水，保护农业生产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这些堤围不单建筑在河流两岸，而且支干相连，形成大大小小的圈子把土地围在里面，基围里面的土地耕种稻谷，基围上则种植桑麻果木。这些堤围所围的土地，大者二三十万亩，小者数百亩甚至数十亩。据记载，各代劳动人民陆续修起来的围堤数字很多，如东莞县的福隆堤，宋元祐三年（公元一零八八年）建护田九千八百顷，三水县基围十九处，共障田三万三千顷，潮安县围堰十五处障田六万五千余顷。有些基围筑有涵洞调节水势，在水流湍急的地方筑有石堤，以防冲刷，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如明永乐初年修建的高要县新江堤，“三千七百余丈，捍田五百余顷，内有七沟五窦。”

　　珠江出海口附近的围田，是这个地区的劳动人民与水争地，扩大耕种面积的重要方法。 除上述各地区外，其他的重要农业经济地区的发展也是和水利事业分不开的。例如东北地区的辽东人民在三国时期就曾在今沈阳以东兴水利，发展当地的农业，“穿山溉灌，民赖其利”就是一例。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