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一个移民的命运之迁

人民

——一个移民的命运之迁

                                 □赵学儒

注：南水北调中线是通过加高丹江口水库大坝而拦蓄长江水，把长江水调到北京等地。因为加高丹江口水库大坝，库区大量的土地、房屋、山场被淹没，约有34.5万人搬迁到异地他乡生存与发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前的2011年、2012年，这些移民老乡就像一棵棵树木，被连根拔起，迁移到水土相异的地方。他们的一丝眼神、一缕微笑、一句话语、一个背影、一声哭泣，甚至一次悄然回首或长吁短叹，都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建新家的行动令人肃然起敬。

1.

2011年10月15日，我在河南省淅川县沿江村采访时，何兆胜已经搬走了。我当时决定，一定要采访到这个“移民标本”。于是，我专程追踪600余里，到达河南辉县沿江村，在他的新家见到了他。

南水北调工程及其前身——丹江口水库建设，使这位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一生辗转三省四地，成为新中国的“移民标本”，是丹江口库区移民的“活字典”，是当时媒体追逐的“明星”。

——他23岁远赴青海，后返流淅川；30岁再迁湖北，后又返老家；70多岁再次搬迁，到了黄河以北、太行山下的辉县沿江村。

50年前修建丹江口水库，人山人海，炮声不断，何兆胜的家将被淹没。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何兆胜淡定地说：“国家让俺们支边，中！”

当时搬迁不叫搬迁，叫“支边”。

已是大队会计的何兆胜，还积极写了申请书。

何兆胜主动要求移民的理由有三点：

其一，搬迁是早晚的事，人挪活，树挪死，晚走不如早走好，先搬要比后迁强。

其二，政策优惠。支边青年每人发军衣一套，军被一床，一切都是“军事化行动”，迁移时胸前佩戴大红花，有专门的车辆接送，像当兵出征一样荣耀。一种难得的吸引力使何兆胜心血沸腾。

其三，迫于活命。1958年淅川县的大跃进是“一日千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害得老百姓丢魂丧命。为了实现“小麦元帅县”的目标，把每亩180斤的小麦产量虚报为507斤，结果是老百姓饿得肚皮贴肚皮。

一首民谣形象地唱到：“提起吃食堂，眼泪流多长。锅里没米下，顿顿喝稀汤。要想照个合影相，全家扒到锅台上。”

何兆胜想吃个肚子圆，想让刚刚娶过来的媳妇过几天好日子，想到边疆去谋一条活命，想闯一条生路……

1959年3月初，春姑娘像往年一样，姗姗来到蜿蜒流淌的丹江。丹江的水愈发清澈，能见到鱼儿在卵石间游戏；山上的草木愈发浓绿，能闻到草木和泥土散发的芳香；不远处丹江口水库建设工地上的号子愈发响亮悦耳，能让人感受到那热火朝天的景象。

这时，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新中国在经历了大跃进持续的大炼钢铁之后，饥荒已经初露端倪。一些人的饭桌上少了粮食，多了树皮、树叶和草根；一些人的胳膊腿上少了肌肉，多了暴起的青筋和皮包的骨头；一些人的脸上少了笑容，多了无奈、沮丧和怅然……

一天傍晚，淅川县下寺公社何庄大队年仅23岁的大队会计何兆胜跑回家，跟刚刚做熟野菜团子的妻子说：“俺们要搬家了。”

妻子一边从锅里拣野菜团子，一边默然地问：“去哪？”

“青海呀。”何兆胜答。

“很远吗？”妻子问。

“很远很远！”何兆胜虽说很远很远，语气中却充满希望，“今天，上百人身穿崭新军装，胸前佩戴大红花，来大队演讲，光荣的哩。他们要搬迁到青海去，去支援边疆建设，去边疆建功立业。那里能吃上国家供给的粮食，还能拿工资。俺真想和他们一块走！”

“俺也要去！”妻子说。

“那是！”何兆胜说。

何兆胜当下拿出纸和笔，慷慨激昂地写了申请书。

何兆胜高小毕业，也算是村里的文化人，申请书自然由自己操笔。

其实，他在大会上，就当场报了名。县里的一位干部说，先报名是可以的，但是还要写书面申请。组织上选拔支边青年是有条件的，就是本人自愿、政治可靠、身体强壮、家务拖累不大，年龄在18~25周岁。这些，何兆胜样样都够。

那位干部还是疑惑地问他，父母是否拖累？

何兆胜告诉他，40多岁的父亲在水库建设工地上，母亲在家磨面，身体硬朗呢。

那位干部点点头，算是默许。

何兆胜把写好的申请书，连夜送到那位干部手上。

何兆胜终于如愿以偿。

1959年3月18日下午，何兆胜被编入“第一路军”，带着妻子向青海迁徙，踏上了支援边疆、建功立业的道路。

说真的，当时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所以何兆胜并没有感到国家给他们的补助很低。

《淅川县移民志》记载：

支边人员每人配发一件大衣、一套棉衣、一套被褥，棉袜、手套等由支边青年自己配备，个别困难者，由公社适当补助解决。每人带2斤干粮，一两件小件农具，比如铁锹、镢头、铡刀、锄头等等，还可以带菜子和粮种。南阳专署和淅川县在许昌设有接待站，负责办理接待登记事宜。

支边青年分期分批从许昌乘火车前往青海。每个车厢60~80人，每列车约乘2500人。随着列车一声长鸣，何兆胜等3100人，经过5天5夜的昼夜兼程，于1959年4月到达甘肃省兰州市，在兰州市等了5天，等到高举“欢迎河南支边青年”牌子的人来接，之后又坐了两天的汽车，到达青海省黄南自治州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欢迎河南支边青年”的牌子，曾经使何兆胜兴奋了很长时间，他甚至在后来摇晃的列车上多次梦见自己跟在那个牌子的后面，迈着自豪的步伐走在出征的队伍中。

何兆胜回忆，当时是个闷罐子车，又闷又捂还不透气。车上放个便桶，供大家方便，又骚又臭。谁困了，就歪倒在地铺上，呼噜一阵子；饿了，就在车上吃，每人发5个馒头、一碗米饭、一碗有肉的菜。列车快到目的地时，就能看到辽阔的青藏高原。此地天高云淡，却旷无人烟，一片荒凉。

连日的奔波，加上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原气候，年轻体壮的姑娘小伙子们感到憋气、胸闷，有的甚至喘不过气来，有人蹲到路边呕吐不止，有人则为呕吐者捶背。

何兆胜跳下车，一下子见到了黄河。

他喊了一声，奋力向黄河走去。

黄河水带着冰碴，翻起白浪，波涛滚滚。

何兆胜走到黄河边，双手捧起河水，送进干渴的喉咙。

告别丹江土，饮上黄河水。

他说不出的惬意！

可是，在支边青年到达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以后，何兆胜突然发现，迎接他们的牌子变成了“欢迎淅川移民”字样。他想，不是让俺们支边吗，为啥又成了移民呢？何兆胜感觉是上当了。欺骗像把刀，一次次刺进他的心脏。多年以后，那把刀还在他的眼前明闪闪地晃动。

可是，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即使是有的话，后悔也已经晚了，何况他还是自愿来的呢。不管怎样，既然来了也就没有办法了，就安定下来吧。

2.

当地政府以连为单位早就建好了食堂，备有面粉、洋芋、大米、甜菜、油盐酱醋柴等食物和燃料，还配备了一些炊具和生产用品。当地群众已经搬到别处，为他们腾出了土坯木板房。

支边青年按照军事编制建立农场，团下设营、连、排、班建制。团部设警卫连，有200余人，还成立了宣传队、医疗队、邮电所等，各连建有炊事班、理发室、卫生室、缝纫组。

何兆胜说，开始是供给制，发棉裤、帽子、鞋、袜子，一月还有5块钱。大概过了四五个月，都转到农场去了，发工资了。当时最低的工资22.8块钱，他因为当文书，挣得最高，35.5块钱。

那里的生活比在淅川老家要好。

正是国家困难的时候，在老家几天都吃不到粮食，只是吃点野菜。饿急了，就到生产队地里偷点红薯吃。但是不能让大队干部知道，他们如果知道了，就要召开批斗大会，斗争“小偷”，那就倒了大霉了。

刚刚来到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支边青年，手持镢头开荒，肩拉犁杖耕地，播种粮食。辛勤劳动终于换来了夏粮的丰收。然而，喜悦的劲头还没过去，秋粮却大大减产。因为当地生活很难适应，一些人得了怪病，有的死去。

支边青年中开始出现骚乱。

1960年3月，青海省组织慰问团到淅川县进行慰问，将支边青年的家属4709户14334人迁至青海安家落户。

可是人心仍未稳定下来。

不正常死亡的人数在递增。有人思念老家的妻子，有人想念家中的老人，有人惦记留在淅川的孩子。

一些支边青年陆续返迁。

“俺们也回家吧？！”何兆胜的妻子已经怀孕，腆着鼓鼓的肚子说。因为高原反应、妊娠反应和营养不良，她已经面黄肌瘦。

何兆胜摇了摇头。

妻子的肚子像个气球，越来越大，身子却愈发瘦小，眼看那气球就要飘走了。

“咱们走吧！”妻子哭了。

何兆胜木然。

“为了孩子！”妻子跪倒在何兆胜面前，祈求他。

木然很久的何兆胜，慢慢把妻子搀扶起来。

何兆胜说：“俺是干部，不能回。就是回，也要最后一个回！”

两个月后，女儿何宏珍有气无力的哭声出现在青藏高原。

由于长途搬迁，气候、环境和生产、生活又不适应，再加之受到1959至1960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很多人病死在途中。一年多的时间，淅川至青海22000多移民中，死亡5400多人，即4人中就有1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一个个不幸的消息传回淅川，汉江哭了，丹江哭了。淅川县县委一份长达数千字的紧急请示报告，十万分火急地从丹江口库区发出，飞过南阳，飞过郑州，飞向首都北京……

1961年，中南海得知淅川支边移民的情况后，当即派出一个调查组赶赴青海实地调查，并迅急传出指令：淅川支边移民撤回原籍。

在返迁的最后时刻，何兆胜先让妻子、父母带着女儿回淅川。他作为一名干部，处理完最后的事务，只身回到老家。无论如何，与这次支边中死亡、下落不明、致残的人相比，何兆胜和他的家人都是十分幸运的。

3.

1965年4月21日，武汉阳光明媚。

中南局召开河南、湖北两省最高级别领导人的特别会议，河南省省长文敏生，湖北省省长张体学联手写下“河南管迁，湖北包安”8个大字。这是解决丹江口库区移民问题的新举措。

消息通过电波迅速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连声叫好，立即指示：“要尽快据此落实。”

河南、湖北相关领导迅速拿出了具体方案。

根据河南、湖北两省商定的标准，荆门建房为土坯墙，木料结构瓦顶。建房标准为每人0.64间，每间16平方米。移民经费标准为人均418.4元，其中建房费274.94元、集体生产费30元、搬运费66.65元、个人损失补助20元、行管费7.81元、预备费19.92元。

“当时，还少分给俺们半间房。”何兆胜回忆。

第二批移民远迁湖北出现了一个插曲：

因为荆门县粮食歉收及安置第一批移民时存在一些问题，荆门县拒绝接收淅川移民。国务院、中央军委于1967年3月27日电令武汉军区负责协调、解决问题，确保移民群众的生活和防汛安全，保证丹江口水利工程顺利建成。武汉军区决定，河南省第二批移民仍然由湖北安置，安置原则是从有利于生产、团结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集中建队与分散插队结合，以集中建队为主。

河南移民迁入湖北荆门后，一个个困难接踵而至：

迁移之前农业生产以旱地作物为主，迁移后以种植水稻为主，因此移民不适应那里的生产生活习惯。原定一亩耕地、一亩荒地，实际两项划拨不足1.5亩，因此安置时划拨耕地和荒地较少。移民常为吃菜、烧柴与当地群众发生矛盾，甚至发生武斗，死伤多人。于是，荆门县采取复迁政策，将移民分户插队，即“插花移民”，这样使移民更加孤立，因此又引起移民恐慌，移民大批或整村出逃，许多牛、驴等牲畜无人喂养而死亡。

1969年7月，数千当地群众在夜晚冲入移民队，利用猎枪、扁担、砍刀等器械伤害移民群众，形成大规模“肉搏战”。移民蒋金荣、何骆驼被猎枪打死。肖道明见此，抡起一把铡刀砍死两名当地群众。这次武斗自晚上8点持续到次日黎明。后来，武汉军区派部队到安置区维持秩序，依法逮捕致死人命者。但是，这次武斗也使移民外逃不断。

1982年统计，从湖北省返迁回到河南淅川的移民共计1240户7305人，其中荆门县返迁的就有1052户6324人。

何兆胜说，他去的是建安公社白玉大队，全村只有9个生产队，几千号人，一下子迁去了10个生产队，比当地人数还多。地还是那点地，粮食还是那点粮食，柴还是那点柴，不打不抢才怪哩！

何兆胜说，俺是“流寇”，人家是“地头蛇”，俺打不过人家，撤！

由于返迁移民生产生活资料全部留在了湖北省，所卖房款用在返回的路途和返回后买粮糊口上，返迁户生活十分困难。返迁后，部分移民投亲靠友入队，部分移民在临靠山坡地带聚居成为“游民”，更有部分移民没有固定居住地，全靠乞讨度日。

当何兆胜再回到下寺公社何庄大队时，他的老家大部分已经淹没在水中。他在山里转悠了几天，最后在水库边上搭了个草棚，以开荒和打渔为生。这里400多户人家，村子没有村名，人员没有户口，被称为“中国最后的一个部落”。

何兆胜经历的几次搬迁，正处在“大跃进”、“文革”的历史时期，河南、湖北两省移民遭受了灾难性的摧残。两省移民的方式也错综复杂，我们的移民老乡在简单、粗暴、无序或“以水撵人”中历经了太多的磨难，在人均只有几百元迁建费和10元（郧县只有5元）搬迁补助费中眼含热泪远走异乡。移民有投亲靠友的，有举家迁往外县外省的，有后靠到本地荒山野岭的，但无论哪种迁徙方式，他们都上演了中国水库移民史上最悲凉的一幕。

其实，何兆胜还是幸运的一个。他从湖北荆门回到了河南淅川，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

4.

1962年1月18日，丹江口水库大坝工程因为质量问题暂停。

这时，何兆胜已经返回。

《淅川县移民志》记载：

自1960年底至1962年7月，从青海共返迁移民15709人。移民返迁后，因为房屋被扒或被淹，加之路途磨难，多数干瘦或水肿，脱下棉衣换不上单衣，缺吃少穿，日子艰难。为帮助回归人员解决困难，淅川县成立了3个接待站，帮助移民找房、借房，安排生活。

何兆胜身强力壮，又识文断字，当了生产队长。

何队长带领乡亲们种地、打渔，日子过得能够填饱肚子了。

青海移民陆续返迁回到淅川，这时丹江口大坝却开始围堰壅水。河南、湖北省要求，库区内124米高程以下的群众必须全部迁出。

刚刚从青海死里逃生回来的人们，前脚尚未站稳，后脚又要走。他们有过一次远迁青海的苦难经历，能活下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他们实在不愿意再搬迁了，宁愿搭个草棚住下来，也不愿离开故土半步。可是，他们眼睁睁看着，昨天还是一片葱绿的庄稼田，一夜间竟成了一片汪洋，水进了村子，泡倒猪圈、鸡舍，人也赤脚站立在水中。

周恩来总理听到这个情况，严厉地批评：“这是水漫金山寺嘛！”

“人逼”、“水赶”，迁吧！

这次吸取了上次搬迁的教训，方式较为灵活，允许移民在本省、本县、本地范围内选择自己愿意去的地方，投亲靠友，少数社队移民亦可作统一规划安置。恰逢这时，丹江大坝的叫停，让一部分移民又携家带口回迁到昔日的土地上，有的搭个草棚住下来，有的干脆找亲友帮扶，又盖起了房子。

1964年底，丹江口大坝复工。1966年3月初，水库建成以后要蓄水了。800里丹江涛声大作，一颗颗还未平静下来的心，一下子又提到嗓子眼。

工作队又威严地来到村里。

“走吧。”工作队员虎着脸说。

“走?”何兆胜疑问。

工作队员讲了一大套修建丹江口水库的重要意义、建设水库的作用、对移民的安置政策等等，要求何兆胜顾大局，识大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同意迁出库区。

工作队员最后强硬地甩出一句话：不搬也得搬！

“走！”何兆胜无奈地答应。

何兆胜加入迁往湖北省荆门县的人群中。1966~1968年，淅川县分3批向湖北省迁移69849人，除了荆门县的25694人，其他44155人被安置在钟祥县大柴湖。

迁往荆门县的移民以生产队为建制集中插入当地大队。

其实，也有人时刻在关心着他们，为他们的事焦急。

移民地区的地方领导就是其中之一。一方面，“大跃进”的阴影还未消失，三年自然灾害的伤痕还在滴血；另一方面，两次搬迁，两次失败，折腾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果，移民们还没能找到长居久安的栖身之地。淅川县委，政府的领导来到库区，走进移民的家里，征求意见，问计于民。

修丹江口水库要人迁离丹江，人们自然想起了渭河岸边富饶、肥美的土地，想起了陕西人的纯朴善良和诚实。淅川派干部前往陕西联系，但因两地没有因果关系，陕西没有答应淅川的要求。在旧中国时期，丹江人若遇到灾年，逃荒要饭的最多去向就是关中腹地，如今那里却将移民拒之门外。

时任淅川县委书记的梁西崑，不仅要求领导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式”，还郑重地表态“移民问题解决不好，我自动辞职。”短短的几句话，凝聚了他对淅川山山水水的特殊的感情。然而，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背景下，在那样的经济状况面前，他怎能把问题解决好？

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长江王”林一山，在1953年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治江计划基本方案的报告》，针对修建丹江口水库所面临的移民问题，提出“移民工程”的说法。“移民工程不能单纯视为过去的一般筹备工作，它应该是人民政府水利事业中的一个新的规划思想。”林一山说。

经过多方求证，大柴湖围垦工程作为新中国“移民工程”的试点工程首先推出。这是迄今为止，最早见诸于正式文件对丹江口移民权益问题的权威性论述，深刻地体现了我国老一代水利专家对丹江口移民的深切关怀。

5.

1968年，一批移民迁移到湖北省钟祥市大柴湖。

钟祥是江汉平原上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属富甲天下的荆州地区。嘉靖皇帝诞生的钟祥和楚国郢都纪南门所在的荆州，千百年的文化积淀令世人惊羡，大柴湖也曾经是商贾云集之地。然而，1935年汉江流域百年未遇的一场大洪水，使汉水边8.5万余人丧生，也使大柴湖沦为一片荒泽。汉江每发大水，这里便为一片汪洋；洪水退去，又是一片沼泽。半个多世纪前，淅川4万多人从美丽富绕的丹江岸边走来，走进这片芦苇森森的沼泽地。

何兆胜说，关于搬迁大柴湖的事，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与迁往荆门大同小异，“选点”及搬迁过程大致是相同的。“选点”大柴湖的时候，经过了一场不寻常的“斗争”和“洗礼”。

1965年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派出专家小组进住淅川，跋山涉水，走家串户，历时数月，对淹没区进行了一次全面细致的最新经济指标调查，形成的《调查报告》指出：淅川库区145米水位线以下，淹没三官殿，埠口，城关，宋湾等4个区的13个公社107个大队662个生产队；淹没县城一座及大型集镇；淹没14860户66333人；淹没13万多亩耕地；淹没4万多间房屋。

当时的政策是，土地、房屋、林果木一切归公，归河南所有；而人，按照河南、湖北两省达成的“河南管迁，湖北包安”协议，将全部安置在荆门和钟祥两县，主要在大柴湖。

这么多移民整体远迁，在国内外水利建设史上也是第一次。

淅川移民听说要搬迁的地点是曾经使8万余人葬身鱼腹，而且生存生活生产条件都十分恶劣的大柴湖，每个人都心有余悸，许多大队干部和移民代表到柴湖看点后都有情绪。大柴湖，那是人活的地方吗！

1966年9月中旬，根据水利部门的勘测规划，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已报水电部批准，国家投资861万元用来打造围堤。河南、湖北在武汉召开的移民会议决定，1967年春荆州作好围垦准备工作，年冬开工，一气呵成。次年冬天，天门，京山，荆门，钟祥4县万余名民工开进大柴湖，展开人挑车拉的人海战术，在汉江东岸修建了45.4公里的围堤。

一条长龙从此护佑大柴湖的父老乡亲。

搬迁之前，红卫兵、红小兵在大街小巷刷了无数的大标语：

“为革命搬迁有功！抗拒搬迁有罪”。

“为革命搬迁，要斗私批修”。

“搬迁为革命，破私立公”。

“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等等。

搬迁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渐渐地，无情的江水翻卷着浪花而来，土地、房屋、果树等沉没到水里。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军人、红卫兵、红小兵组成督促搬迁的工作队，走街串巷，鸣锣吆喝：“水进城了！快搬家哟！”

淅川县城还有劝说声、哭泣声和骂声。

“快走吧，别等着喂鱼呀！”

“到那边一个亲人也没有，我死也要死在老家啊！”

“革命同志是一家嘛！你为革命献出了家乡，人家还能拿你当外人？放心去吧……”

“我不去。我一辈子没离开过淅川，如今半截子都入土了，去哪儿？”

“那边比咱们这儿好，一马平川，一年四季吃大米，吃鱼，就跟咱们这儿吃酸菜一样。”

“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抓革命，促生产，移民搬迁是关键。再不搬，我们可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了！”

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现在的“50后”、“60后”、“70后”都详细知道那个岁月。一项工作的开展或推进，“开场白”就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批判开路”。那时的搬迁，确实是靠“革命行动”推动的。

何兆胜以及经历过移民的人，每次说起那时搬迁的情景，痛苦之后是一种讥笑。何兆胜、属于“积极主动”的人，属于响应“革命行动”的人，属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人。在“革命行动”面前，他们伤心断肠地背起行囊，含着眼泪，远走他乡。

6.  

搬迁到湖北钟祥大柴湖的移民都留了下来，但何兆胜却被迫回到了淅川，成为“中国最后一个部落”的成员。

之前，淅川仓房镇向何兆胜要荆门允许他迁移的证明。

何兆胜找到镇上的秘书。

“移民随便移动是违法的。你的证明不能开！”秘书一语便断了何兆胜的念想。

何兆胜死说活说，秘书拉长了脸，还是那两个字：不行！

他想来想去，没有这个证明信，就回不到老家来。

何兆胜曾经当过文书，管过公章。想来想去，他找来一个大萝卜，用刀子削成公章的样子，然后参照一封公函上印章的字样，自己刻上了几个字。他在一张纸上试了试，行。

于是，他端端正正给自己开了一封证明信。

1974年，何兆胜用假证明在生产队办好了户口迁移手续，才和全家老小一起，坐着汽车来到荆门，又换火车、轮船，一路奔波之后回到已经面目全非的家乡。

他住过的房子，锄过的田地，走过的石桥、街道，还有村口标志性的“下寺”字样，所有记忆都不见了，眼前只有一片漫无边际的水面。

何兆胜借来工具搭起一座简单的小草棚。后来，他又想办法找来些木板，夹着泥土做成简易的屋墙，10口人这才重新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这里原是三面临水的岗地，移民迁出后成了林场，林场管理部门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权，只允许回来的移民开垦一亩“保命田”。何兆胜除了开荒种地，就以打渔为生。

像何兆胜这样，从新疆、青海、湖北陆续返迁的移民，聚居在吴家帽、熊家岭、龙凤口、李家沟、赵家沟、罗沟口、郭家渠等绵延十几里的丹江岸边。他们开始在江上养鱼、捕鱼，在山上开荒种田的生活。他们没有户口，由邻村代管，聚居的百户人家近400人口，甚至没有一个村名。

1984年经水利部同意，淅川县委、县政府下发了关于承认返迁移民户口的文件。自此，从湖北省返迁的移民享受库区移民同等待遇。

有了户口，从此不再是“黑人”，何兆胜喜不胜喜。他请来照相师傅，把父母和孩子们叫到一起，以水库为背景，照了一张“全家福”。

1985年，仓房乡乡政府正式命名何兆胜的村子为“沿江村”，村委会的门侧，挂上了“淅川县仓房乡沿江村”的牌子。从此，“中国最后的一个部落”彻底从中国版图上消失了。

这时，改革开放的劲风也吹到了这里。

渐渐地，何兆胜有了两条船。他的主要营生是打渔卖鱼。每天早出晚归，一条狗紧紧相随，还有一身的渔腥味儿。他每年打渔收入二三万元，日子红火起来。

1990年，他积攒了1万多块钱，盖起了7间新房。一水的红砖，一水的红瓦，宽宽绰绰，亮亮堂堂。

农村最大的事就是娶媳妇盖房子。有了新房，儿子也娶上了媳妇，何兆胜又在新房子前留下了“全家福”。

3个儿子、3个姑娘先后结了婚。

这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开始建设了。

从20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就以多种方式停止了丹江口库区周边的建设。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控制丹江口水利枢纽大坝加高工程坝区和库区淹没线以下区域人口增长和基本建设的通知》的文件下发，移民群众的整个生活提升、生产发展以及对农村公共资源的享受都受到限制。

他们忍受了长达8年之久的痛苦煎熬——不让盖房子，不让修道路，不让建学校，等等。外面的世界一日千里地发展，这里依然原地踏步，住在风雨飘摇的旧房，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当地曾流传 “九大难”的顺口溜：种地难；住房难；娶妻难；生育难；走路难；看病难；吃饭难；挣钱难；上学难。

何兆胜还算幸运的，因为他给儿子娶上了媳妇，给女儿找到了婆家。

7.

1993年，何兆胜看见一群陌生人在水库边比划、测量，他知道自己又要搬家了。

果然，长江委的人开始了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淹没实物的第一次调查，但这次调查后，一停就是十几年。

到了2003年，正式的消息才下来，何兆胜要搬迁到河南省辉县沿江村。

2008年6月24日，搬家出发前两天，听说有领导来视察，何兆胜早早来到沿江村村头的广场上。

“我耳朵不好，离得远了怕听不清楚，提前来能占个前排的好位置。”他说。

几个小时后，河南省副省长刘满仓来到现场。登上主席台之前，他见到了站在台下的何兆胜。

“让你搬家满意不满意？”刘满仓问。

“满意！我到过青海，去过湖北，还是这次搬迁真正安置得好！” 何兆胜说。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呀！”刘满仓深情地说。

何兆胜心想，领导还是在牵挂着我们呢！

在采访中，“一切为了移民”、“把移民当亲人”、“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等大红标语格外醒目，也使我感慨颇多：这是党和政府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写就的方向标，这是各级移民干部用实际行动谱出的交响曲，这是移民老乡走向新生活的春光图。一个个崭新的移民新村，一幢幢别致的移民新居，正张开怀抱热情地迎接他们……

何兆胜，这个一生都在搬迁路上的汉子，无论远涉海拔3000米的青藏高原，还是迁徙到生存艰难的湖北荆门，从来都没有掉过一滴泪，他是那么坚强，那么不屈，那么执著，那么无怨无悔。但是，当他搬迁到河南省辉县沿江村时，他哭了。

他的泪水跟丹江口水库提闸门放水一样，一泻而出。

透过朦朦泪眼，他看到了齐整整的居民住宅。房子全是按照别墅式的两层小楼建造，一水的红砖垒砌，玻璃窗子锃亮，每户单家独院，院墙露出砖石根基，上面是竹节造的花墙，大门是用铝合金材料焊接的。

所有的门都敞开着。早有辉县的移民干部微笑着迎接出来，亲亲热热地打招呼，搀扶拄着拐杖的何兆胜。

何兆胜愣在门口，疑问：

“这就是俺们的家吗？”

他不相信如此漂亮的房子就是他的家。

何兆胜的眼前只有“天堂”，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想不起离他越来越远的那些故事。

他的故事比修建丹江口水库的时间还要久远。

按照族谱记载，何家先人从清朝雍正年间来到淅川丹江河畔，随后在这里繁衍了200余年。不过，湖北荆门那次移民之后，整个大家族的人被拆到了不同的生产队，从此各居一方。而这一回移民之后，何兆胜一家也被分隔得越来越远了。3个女儿有的住在丹江口水库淹没不到的地方，有的住在淅川县城，都没有选择搬迁，只有留在家里的两个儿子和他一起搬了过来。

除了必要的物件，何兆胜特别叮嘱孩子们，带来了老家的柏木，预备将来用作自己的寿木。据说柏木不易腐烂，所以何兆胜希望“百年”之后的他能够保存百年。

对他来说，很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没能把那条跟了他十几年，朝夕相伴的狗带来。

如果说在搬迁之前，何兆胜还有一些“不情愿”，那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到了古稀之年，不愿搬迁到外地生活或将一把老骨头丢在他乡。我们更要理解，他们以“不情愿”搬迁的种种理由对利益的合理诉求，甚至有些这样或那样“激动”的行为。

在辉县沿江村，何兆胜的生活终于平静了下来。

儿子儿媳都在十几公里外的工厂里工作，孙子孙女也在新的学校里上学了。大部分时间，老人只是一个人坐在家里看电视，或者一拐一瘸地走到邻居中间，聊聊新村新家新日子，讲讲过去的老故事。

何兆胜已经老了。

这个瘦弱的老人平静地坐在新家的院子里，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搬迁，希望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安稳地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

何兆胜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拉开了话匣子：

“国家需要你搬，小利益就要服从大利益。”

“搬了，还算为国家做了点贡献。”

“我把老家的韭菜根挖来了，就在这里永久扎根吧。”

“这辈子算是上了天堂。”

“再也不想搬家了。但是，国家要用这块土地，我们一定让国家满意。”

“我们想到的，国家想到了；我们没有想到的，国家也想到了！我们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

……

完成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采访以后，我一直和何兆胜等老乡保持着联系。我们的移民老乡太可爱、太伟大了，正是这些普通人的牺牲和奉献，为国家南水北调工程通水提供了保障，为我们的民族走向复兴夯实了基础。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当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