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水而兴看早期成都规划建设

   20世纪40年代后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我所见的成都是一个残破不堪的旧城市。那时只有春熙路、东大街、东西御街到祠堂街才有一点所谓大街的样子。从现在的市中心科技馆、天府广场直下红照壁，当时全都是湫隘狭窄的陋巷，拥挤着大穿逗竹编粉壁的街房，东倒西歪的，连皇城城门洞外的两个大石狮子也被棚户的竹席所掩没了。从皇城城门洞进去，直到致公堂，全是无业流民任意搭建的棚户，横七竖八，不知有多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在过日子的。后面的皇城坝，原来宫殿所在的坝子，全是各种耍把戏，卖打药，摆赌盘，看相算命以及少数人从事各种欺诈活动的地方，所以大家把皇城坝又叫做“扯谎坝”。在皇城坝的东西边，全是乱糟糟的棚户，无边无际。在东边，有一个高可十几二十米的土堆，是一个多年没有清除的煤渣和垃圾堆，堆成了小山，号称煤山，臭气熏天，是疾病传染的发源地。

▲ 1940年代后子门煤山旧址

再往北走的后子门一带，便是“小市”，无业流民就在这一带游荡，希望能找到打临工的机会。当时成都城里有一条御河和一条金河。本是最好的绿化带，可都变成污水烂泥沟了。那里蚊蝇孳生，疾病流行，有一年死了一大片人的霍乱就是从这里开始流传的。由于河道多年没有疏通，每年夏天大水从金河涌进，酿成水灾。1947年发大水，川西平原顿成泽国，成都更是首当其冲，半个城进了水，白天晚上，老听到轰然倒房塌屋的声音，不知出了多少冤死鬼。

▲ 1949年皇城旁大有巷棚户区

▲ 1940年代成都皇城城门洞

▲ 皇城坝棚户区

     1949年12月28日，终于迎来了成都新生，成都解放了。

▲ 1950年代成都第一届人大主席团成员（前排左三为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后排左三马识途）

我们进城办了一件事，就是淘挖金河和御河。金河和御河本是成都城里两条绿化带，可是长期没有疏淘，都变成了臭气熏天的污泥沟，是疾病之源，是应该淘挖的。这倒不是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注意环保，而是因为城里有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和衣食无着的贫民天天要吃饭，我们只好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以解急难。

▲ 1930年代金河

▲ 1949年前后金河西较场城墙出口

1952年的夏天，解放后在四川新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就要修到成都了，接着将开始建设四川出川的唯一一条铁路宝成铁路也将在成都开工。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也要马上开始，国家的141项重点建设项目中有好几个就放在成都。铁路车站放在哪里，重点项目摆在何方，都必须很快作出决定，于是成都的城市规划就迫在眉睫了。

城市规划，对我们说来是新课题，只好毛驴子当马骑。要我去管成都市的城市建设，后来还把我调去筹备建立省建筑工程局，后来改为城市建设厅，叫我做厅长。成都的城市建设自然在我管辖范围内。我们找到了刘昌诚工程师，刘昌诚不久就搞出一张成都城市规划的草图来。我们看了一下，大体可行，便定了下来。首先是把成渝铁路火车站摆在城北，货站摆在城东北八里庄，新工业区自然就放在离货站不远的东北郊。城市的中心还是放在皇城三座门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天府广场一带。当然要从城市中心辐射出几条干道出去，首先要修建的就是一条直通火车北站的人民北路，城中心向东西两方规划修人民东路和人民西路，向南修人民南路。还有一条直通东郊工业区的大道。外围规划一条环形的一环路，还准备修二环路。

后来我们曾经把这张规划草图带到北京去请苏联来的城市规划专家穆欣审查。成都市的规划本不在他的工作计划内，可是当他看了我们的草图，听我们的初步介绍后，就大有兴趣，和我们研究起来。他认为成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城市，不仅历史悠久，文化昌盛，气候温和，物产丰饶，风光秀美，还有特别的自然条件——城里有两条河流，周围被河流包围起来，城周边有许多风景名胜和森林，远郊有许多旅游胜地，这是最适宜于居住的地方。这样好的自然条件的城市，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可以规划和建设成为一个十分幽美的历史文化城市。

于是，他就在这张规划草图上指点起来。他认为一定要把城市里两条小河保留并且加以扩大，成为城里的绿化带，特别是在东北猛追湾回水沱处，扩大面积建成为一个东郊工业区的工人文化休息公园。望江公园还要扩大，从此向西直到草堂一带，作为文化教育风景名胜区，更要好好绿化。东郊塔子山，南郊牧马山，北郊凤凰山天回镇一带可作为森林公园。总之他对于成都的绿化寄予最高的希望。城市格局他赞同以皇城前修建的人民广场作为中心，向外辐射出若干条干道出去，和两条环城路相交，形成城市交通框架。城里由棋盘街式的东城区，肋骨式的少城区和方正的皇城区分区进行建设。他很赞成要有一条直穿棋盘式街区到达东郊工业区的大道。他主张要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城市中轴线，就是人民北路和人民南路。东西也要有穿城而过的人民东路和人民西路。他还很注意城市中心区的建筑格局，除要有一个够大的群众集会广场外，还特别指出广场周围的建筑不要轻易摆布，可以暂时不建，以免重犯许多城市已犯的城市“锅底现象”，即周围后来修建许多高层建筑，城市中心反而建筑低矮，有如锅底。广场周围的建筑风格一定要注意统一协调，比较高雅庄重而富于民族特色。

苏联专家说的当然都很有特色，很有见地。但是当时我就感到好倒是好，就怕难以实现，特别是穿过棋盘街区直达东郊工业区的大道，拆房太多，未必能为领导所接受。更难办的是：从人民广场向南的人民南路，如果直通南站，那就要拆民房，新修过河大桥，且要把名牌华西大学一剖为二。这恐怕很难通得过。所以刘昌诚后来画好送来我看的规划图还是人民南路只通到红照壁，然后分两条到老南门和新南门出城，与一环路相交。而人民东路也止于西顺城街，人民西路止于东城根街，这两条干道长不过千米，实在不像样。我觉得很不合理，却无可奈何。

后来直通东郊区的大道没有实现。而直通南站的人民南路的打通，则多靠省委省政府分管建设工作的副书记副省长阎红彦同志。他坚决支持一条大道直通南站，把华大一剖为二，给学校补偿土地，还修了一条地下通道连通大学东西区。这实在是办了一件大事。后来到底建成了一道大家称道的风景线——人民南路。至于像盲肠一样的人民东西路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延伸成为今日的蜀都大道的。  

我记得有一回，因为外边的人到成都来说(成都人也这么认为)，成都一直没有修一条像样的街道，没有修成片的新街房。于是为壮观瞻，决定整修进出省委必经之路的东城根街，决定扩宽街道，同时投资修建两边街房。因为投资有限，只修成一式三层砖木结构的红砖房。造价十分低廉，质量并不算高，外形也不美观，在那时已是大举动了。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在东城根街修建标准住宅的事。那个时候，我国的化学工业还很落后，化学肥料很少。眼睁睁看到丰富的天然气，却无法转化为化肥。当时听说北京开高级会议，议论起肥料问题，说是“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城市的人虽然无法养猪造“小化肥厂”，但是人粪当然也是很宝贵的肥源。于是领导要我们修现代化的住宅时，研究如何保留人粪的问题。于是在领导的提倡下，就在东城根街北头，我记得就是在省曲艺团大门对面，修几单元带有旱厕的住房。每一层人家都在后房有一间旱厕，上下相通，从四楼厕所拉屎撒尿，一直掉到底层下的茅坑里去，我亲自去试拉过，真是咚咚之声，颇为壮观。只是因为不能像抽水马桶那样地大量放水、冲洗，那臭味无法去掉。几层楼的住户都反映：“太臭了!”骂我们出这样的“臭主意”。谁也不愿意去为贡献宝贵的肥料而天天闻臭味，这也就成为城市建设的一段笑谈。那栋典型民居，大概早已改造掉了，知道这件轶事的人大概也不多了。

总之，那个时候，一方面由于我们缺乏知识，更缺乏远见，根本没有想到成都后来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有的规划造成现在这个城市的某些不方便；另外一方面，也由于具有现代化大城市的观点和某些小农经济观点发生矛盾，增加了规划的难度，做了些不尽如人意的事。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我们对于苏联专家主张把成都建设成为一个美丽的绿化城市，是完全赞成，而且希望实现的。

成都从解放到1952年没有进行成规模的城市建设，淘挖金河御河，修建工人新村和人民商场，整修皇城内建筑，建人民体育场，都是结合解决社会就业和改善卫生条件而进行的。真正算是像样的城市建设，只有穿城而过的大下水道。

从1952年起，配合铁路建设和新工业区的出现，才大搞起城市建设来。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典礼将在成都举行，西南局的邓小平政委、贺龙司令员、铁道部滕代远部长和一批重要党政领导人都要光临成都，我们总不能以一个破烂不堪的成都欢迎贵客吧?铁路修到我们城市北郊，并且决定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举行10万人的通车典礼，我们总不能连一条从城市中心通到火车站的道路都没有吧，总不能在湫隘狭窄的陋巷里召开多少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吧?北京要来成都摆141重要国防建设项目，我们总不能连一条通工业区的道路也没有，只是拿一张规划草图和别人纸上谈兵吧?那样一来，说不定专家们就会以条件不好，而撤走项目了，那时哪个城市不是在力争摆141大项目呢?

▲ 1952年贺龙为成渝铁路通车剪彩

▲ 1952年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 1960年代火车北站

然而过去我们是太小家子气了，只花点小钱修修补补，能过日子就行了。但是，现在要搞大建设，要建新城市了，该花的钱不花，该打通的道路不打通，该搞的绿化不搞，那就会妨碍建设了。

▲ 1985年成都鸟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