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泥二次污染严峻污水处理效果打折

龙东大道，是上海市区通往海边的一条主干道。从中环线往外，路上的大货车开始增多，且多是载满污泥的货车。湿乎乎、黑黢黢的污泥散落到路面，留下一块块形似牦牛粪的泥饼。

道路尽头是浦东新区合庆乡。几年前，这里建起了上海最大的白龙港污水处理厂，以及通往老港填埋场的污泥运输码头。知情人士透露，自从老港填埋场启用以来，附近滩涂以每年100多米的速度向大海延伸。

污水处理厂产生的大量污泥，已经成为新的环境污染源。2012年3月初召开的上海环博会期间，原北京排水集团总经理、中国水协排水委员会主任杨向平告诉财新记者，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建了很多污水处理厂，投运后污泥大量蓄积，难以处置。

中国污水处理厂的数量，从上世纪80年代的37座，增加到“十一五”末期的近3000座。

在一些发达国家，建污水处理厂的同时会建污泥消化装置。但杨向平透露，中国只有50多座污水处理厂这么做，其中只有20多座的污泥处置真正发挥作用。

于是，含有大量有机物、重金属，乃至病菌的污泥，绝大部分重返大自然，对农田、河流、地下水造成二次污染。这也让污水处理的效果大打折扣。

实际上，污泥也是宝，它可以产生沼气、变成有机肥等。但如何着手消化和处置污泥，各方仍然争执不下。更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污泥简单填埋的费用过低，污泥的资源化利用至今缺乏足够的市场驱动力。

污泥围城

全国3000座污水处理厂，产生大量污泥，这些污泥中的相当一部分被随意倾倒，甚至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2010年10月，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对全国首例污泥污染案做出一审判决。根据检察机关指控，北京环兴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涛等被告在几年间将6500吨来自北京清河、酒仙桥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倾倒在门头沟区永定河古河道的多处坑段。

据媒体报道，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评估报告显示，倾倒的污泥中部分污染物超标150至200倍以上。更为严重的是，案发地距永定河仅500米，而坑内未做任何防渗处理，污泥产生的高浓度渗滤液极易渗入地下含水层。

经评估，坑段污染治理初步费用约8030万元，如果加上远期的环境污染损失费，将远超1亿元。法院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何涛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罚金则只有3万元。

据何涛交代，污水处理厂对承包人的资质要求就是法人，并无其他的资质审查，费用就是倾倒一车污泥给25元。“污泥都是随便倒在垃圾坑、砂石坑或者地表的，这个行业都是这么做的。”

两家随意处置污泥的污水处理厂，并未被追究责任。有业内人士称，倾倒污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府行为，你能怎么处理?

北京门头沟倾倒污泥事件，不过是成千上万起非法倾倒事件中运气不佳的一个特例。前述业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有的污水处理厂把污泥交给承包商运到外海倒掉，承包商上午拉出去，下午就回来了，根本不知道究竟倒在哪里。还有人直接把污泥放在海边，用压缩空气吹到滩涂上，自然干化。

业内普遍估计，真正得到处置的污泥比例只有10%-20%。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赵由才2007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上海当时每天有含水率80%的湿污泥4000吨。而根据当时上海城投的规划，每天拉到老港填埋场填埋的污泥只有1500吨，其余的2500吨就下落不明了。

而且，简单的填埋也是隐患重重。深圳的一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污泥坑曾经出现管涌，污泥和污水的混合物流入布吉河，带着刺鼻的臭气。业内人士分析，这可能不仅是因为地下水压力过大，而且由于污泥一直在发酵产生沼气，这其实属于井喷。

“十二五”期间，中国还将建设两三千座污水处理厂。直到2010年底，环保部才下发《关于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污水处理厂新建、改建和扩建时，污泥处理设施与污水处理设施同时规划、同时建设、同时投入运行。不具备污泥处理能力的现有污水处理厂，在通知发布之日起两年内建成并运行污泥处理设施。

变废为宝

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污泥的资源化利用已成行业共识。上海市城建设计研究总院高级工程师张善发告诉财新记者，污泥的资源化利用，就是营养物、热值的回收。

同济大学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戴晓虎还提到，污泥中的磷回收技术非常重要，全球磷资源只能用70年-300年，比石油更紧缺。从这个角度上看，将污泥填埋或者烧砖都是浪费。

德国琥珀公司中国区域业务总经理王冰告诉财新记者，德国的污泥主要是生活污水产生的，因为工业污水产生的污泥集中在有限的区域，法律规定必须烧掉。他说，生活污泥中有机物的含量比较高，首选处置方法是中温厌氧消化，这样既可以杀死对人体有害的病菌，还可以产生沼气。德国自己不产石油，产生沼气就是好事情，每个污水处理厂都有小型的燃气发电机，还可用于冬天的取暖。

所谓污泥厌氧消化，就是污泥在无氧条件下，由细菌将污泥中的可生物降解有机物分解成二氧化碳、甲烷和水等物质。

厌氧消化后出来的污泥沼渣，可以用作肥料。德国不是农业国家，肥料用场不大，所以就对这些污泥进行脱水，产出像方便面一样的泥饼。泥饼可以与垃圾掺烧，热值每吨2000大卡以上，相当于褐煤的热值，而一般的发电用煤热值为每吨5500大卡。此外，脱水的污泥也可作为水泥添加料。

2011年年初，琥珀公司与深圳南山热电厂合作的污泥干化项目投入商业运行。该项目借助南山热电厂与南山污水处理厂相邻的便利条件，利用前者锅炉烟气的余热，对后者的污泥干化处理，干化的污泥可用于肥料、建材、辅助燃料等。

类似的污泥处置尝试，在其他城市也已经着手。2011年10月21日，总投资约8亿元的上海白龙港污泥处理工程主题工程投产。据称，上海中心城区污水厂约一半的污泥可在此得到循环利用。同一天，上海市竹园污泥处理工程主体工程也开始动工，计划采用半干化焚烧处理工艺、焚烧灰渣进行建材综合利用的处置方式。

与国外主流的厌氧消化方式不同，中国科学家也在研究好氧消化的堆肥方式。2009年4月底开始试运行的秦皇岛绿港污泥处理项目，就采用了好氧消化技术，污泥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可用作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土或有机肥。

这实际上是一种改良的堆肥技术，通常需添加10%-15%的木屑和花生壳，促进发酵。该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介绍，生物干化技术的成本不会超过每吨90块钱。

路线之争

根据政府规划，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将建设15万公里的排水管网，污水处理率从现在的57%增加到85%，污泥处理率从现在的10%-20%增加到80%。

杨向平说，预计“十二五”污泥处置投资有300多亿元，虽然钱不是很多，但其社会效益、环境效益非常突出。令他担心的是：污泥处理的钱会下来，也有了政策和指导，“但是真正做，还不知道从何开始。”

不同技术路线究竟孰优孰劣，业内已经吵得不可开交。戴晓虎说，处理污泥的常规技术，包括厌氧消化、好氧消化、干化、焚烧等，前沿的技术则包括优势工程菌种技术、颗粒污泥技术等。

对于国内许多污水处理厂纷纷上马的效仿国外的厌氧消化产沼气项目，陈同斌颇有微词。他调查过全国144个污水处理厂的50多个厌氧消化工程，发现能够运转下来的没有几个。

“大部分人都没怎么做过，国外东西是现成的，看国外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差别很大”，他说，国外的排污管道多是雨水、污水分流，而中国多是雨污合流，污泥中泥沙太多，有机质含量低，产沼气量少。

陈同斌认为，污泥处置还是要走堆肥途径。对于堆肥存在重金属污染的指责，他辩称，污泥中重金属含量并不多，环境肯定要保护，但不能夸张得过头，如果标准过于严格，谁都达不到，弄得大家只好偷排，“就是穷讲究”。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董滨告诉财新记者，国内许多厌氧消化工程运行不好，并非方向问题，而是管理水平问题。更何况，采气以后的沼渣也可用作有机肥。“产了点气有什么不好呢?只有最适合的技术，没有最好的技术，各有存在的理由。”他说。

董滨认为，制约好氧堆肥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占地面积较大、臭气收集困难，只适合于小规模的污泥处置，大规模的处置还得靠厌氧消化方式。

在江浙等地，处置后的污泥常被用作燃料。很多小火电厂因为烧污泥，戴上“绿帽子”，从而避免了被关闭的命运。但陈同斌说，国外对污泥单独焚烧的控制都非常苛刻，而中国很多地方将污泥和煤掺烧，污泥中含硫量很高，还存在汞超标，时间长了对炉子也有影响，“为了烧这点污泥，整个系统都弄坏了。”

从2010年11月起，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在新浪开辟名为“泥客庄主”的博客，抨击污泥处理行业存在的乱象。一方面，招投标不规范导致工程出现质量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详尽论证，一些地方以污泥处置为噱头，夸大项目效果，形成所谓的“淘金热”。他称之为“戴上了一顶被污泥染了色的大绿帽子”。

“泥客庄主”说，江浙某火电企业的污泥利用项目中，污泥热值占总入炉热值的比例最高仅为10%，实际上仍然大量烧煤，这不过是在节能减排日趋严格的大形势下，“巧妙立项、获得审批的大火电而已”。

他认为，只要污泥处置方法是严肃的，不会导致二次污染，就不必争论采取何种路线，而应该用价格杠杆去规范项目。其关键在于填埋费，中国的填埋费远低于国外，通常在每吨30元-50元之间。

杨向平透露，把污泥从处理厂拉到外面去抛弃，1吨脱水泥饼大概需要30多元，而利用比较简陋的污泥干化设施处理1吨泥饼需要60元到70元，完全机械化的堆肥处理大概1吨脱水的泥饼需要110元，污泥热干化1吨大概220元左右，污泥焚烧成本更是高达每吨400元左右。此种局面之下，污水处理厂显然更愿意选择直接抛弃或随意倾倒污泥。

相比之下，欧洲的填埋费多在每吨70欧元-100欧元，而采用天然气的热干化污泥处置成本不过20欧元-30欧元，这就为污泥处置提供了充足的经济驱动力。其间巨大的反差，说明中国在填埋费管理上依然停留于成本层面，并未考虑地下水保护等环境成本，真实成本被严重扭曲。

前述业内人士表示，污染治理不能贪图便宜，暂时的财政负担小了，遗留给子孙后代的成本可就重得多了。到时候得病的人多起来，国家需要为民众负担的医疗费，恐怕是一个远比填埋费高得多的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