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山的时代变迁

   母亲每天下午从小区门口的老太太那里给三岁多的女儿打一斤新鲜牛奶回来，并且告知女儿要好好喝奶才能长高个子。女儿就反问我：“爸爸，你小时候是不是不喜欢喝牛奶？”我告诉女儿：“不是爸爸不喜欢喝牛奶，而是爸爸没得喝。小时候家里穷，爷爷奶奶买不起牛奶，我从来没喝过牛奶、奶粉之类。”女儿听得一知半解：“那怎么不让奶奶办一张奶票呢？那你是怎么长大的？”这可爱的问题更是让人不知如何应答。

   一九八五年我出生在关中岐山的一个小村庄，称得上典型的八〇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时候肉蛋奶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真的是奢侈品。要想吃肉，基本上要等到过年，燣臊子的时候我们就等在锅边，嘴里淌着甜兮兮的涎水真叫一个幸福。那时候，虽然家里养鸡的不在少数，但是村里经常有人走街串巷收鸡蛋，攒下的鸡蛋都会被收走。至于喝奶的事情，就更少见到和听说了。儿时的玩具，基本都是自创的和天然的。四五岁的时候，我们整天游走在村庄，不知道城镇竟然还有一个叫幼儿园的地方。记得母亲每次烙出锅盔，我总会要求父亲用菜刀给我切出一个手枪或者斧头的形状出来，拿在手中迟迟舍不得吃下去。再大一点，我们用杨树皮扭哨子，用废旧纸板叠面包，用自行车链子和辐条做火药枪。涝池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于是放学后我们只有以捕知了、捉青蛙、掏鸟窝的方式来消磨时光。哪个小伙伴能有个铁环什么的，足以让人羡慕到眼红。

   我常常在梦中回到我们村里的师家庄小学，一切景象都还是历历在目。那是一座七亩大的校园，除了七座教室（从学前班到六年级）和一排教师的办公室外，空落落的全剩操场，一根弯弯的木头旗杆用铁丝扎在破旧的篮球杆上。我们常常蹲在白花花的操场上，用废旧的电池芯划划字、背背书。记得两个姐姐上小学时，每个学生还要从家里自带凳子，因为教室里只有课桌，没有凳子。她们的文具盒则是从卫生所捡来的掏掉格挡纸的青霉素盒子，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们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教室的窗户上还钉的是塑料纸，早读时我们都要点燃自带的蜡烛。简陋的校舍一直在改善，后来课桌凳子也都换新了，教室的窗户装上了玻璃，教室里也拉上了电灯，再后来也建起了宽敞明亮的教学楼。

   诗意的栖息，总是被现实的铜墙铁壁碰个粉碎。我清楚地记得，我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经常因为家里没有按时交纳农业税之类的，被老师点名逐出学校，并被告知什么时候给村里交清农业税什么时候再来上学。这是当时村委会惯用的催税催费手段，相信许许多多农村的同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是我们的父辈有意抵抗，而是家中实在很难能拿出现款。记忆中，每年寒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父母都会为我们的学费发愁。也正是这个时候，收辣椒和收麦子的人都会有意压低收购价格，因为为学费发愁的家长不是我们一家，这个时候即使便宜也要粜粮，学生报名不可耽搁。比我们稍大一点的孩子，因为家中经济拮据而上不起大学的比比皆是。为了改变和结束我们渭北旱地“靠天吃饭”的历史，我们全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大力兴修水利，典型的就是冯家山水库的灌渠——北干渠及其多条支渠。遗憾的是，我们村庄的耕地偏偏紧邻北干渠的北岸，所以还是得不到灌溉。后来，为了实现“水往高处流”的伟大构想，有人提出了一个村庄的“南水北调”计划。垫土修高渠，凿坑筑暗渠，我们顺利地让水流到村子最北端的大口井，再进行二次抽取，全村的土地得到灌溉，五谷丰登才有了保障。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村庄里走街串巷收鸡蛋的人逐渐消失了，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有人开始叫喊着卖鸡蛋。从收鸡蛋到卖鸡蛋是一个观念转变的缩影，因为养鸡场出现了，这个不起眼的变化实则是一种历史性的巨变，即传承了上千年之久的小农经济开始瓦解，传统农业悄悄然向现代农业转化。再比如，我们的犁地的犁铧和收割的镰刃，逐渐被旋耕机和联合收割机取代。我们的父辈每年都会赶往杨凌农科城一趟，去淘一些优质的良种或讨一些先进的技术回来。再后来，国家全面取消了沿袭千年的农业税。我们从父辈口中得知，之前农业社干活记公分，吃的是大锅饭，结果“三个和尚没水吃”。那个时候，就算谁家有省下来几个鸡蛋要在街上卖掉那就是“资本主义尾巴”。一九九七年的二月，我们的父辈像往年一样在挖踏辣椒苗床，村委会的大喇叭里播放着悼念邓小平同志逝世的哀乐，他们都知道邓小平的“分田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好，因为大家的干劲被毫无保留地激发了出来。令人欢心的是，这正是因此，我们物质匮乏的贫穷生活一天一天在改变和改善。我儿时的记忆中，关中西府家家户户房子偏偏盖，都的是土厦房。世纪之交，西府民居同样发生了历史性之变，曾被誉为“关中八大怪”之一的土厦房相继被全部推倒，拔地而起的成了开阔明亮的砖瓦水泥结构平房楼房。我的父亲母亲有了一些积蓄之后，一九九九年也大兴土木为我们家盖了二层楼房。楼房是盖起来了，信心也起来了。同时他们发现最早盖起楼房的人家里已经装上了电话，更有甚者都用上了空调，而这些人都是除了种地还在外面搞点副业或者做点生意的人。他们卷起铺盖到了宝鸡，在大庆路寻得门店简单装修后“鑫旺小吃店”即刻开业，母亲岐山臊子面做得拿手，父亲饺子包得攒劲，小店生意“鑫旺”得很。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老百姓的这些种种期盼，都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待我从西北农大毕业工作之后，已年近花甲父母还坚持开着小店。令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数着积蓄为我盘算在城里买房子的事情了。也是直到我娶妻生子之后，父母才依依不舍地转让了小店来帮我们照看孩子。我大学毕业后先后到两家省属企业从事管理工作，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取得了经济、政工双职称，薪资待遇也不断提高，妻子在医院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水平自然一天好过一天。我的大姐和姐夫在岐山县城做个体户，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上中学，生活得很是自在；二姐和姐夫也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一个孩子上了小学，生活得也还惬意。儿女孝顺孙子乖，我们都干着我们该干的事情，父母自然高兴开怀。加之，过了六十周岁之后，他们按月领取着政府发放的新农保，满足的不得了，一个劲地说，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就是好。闲来无事的时候，父亲喜欢打打太极拳、练练毛笔字，而母亲则喜欢逛一逛公园、跳一支广场舞。

   得知西岐故地投资十多亿元在建设中国周原周文化景区后，父亲格外激动，他说：“周公庙本来就是4A级，这个浩大的周文化景区建起来后肯定能升到5A级，加上跟前还有法门寺，游客肯定多，游客来到岐山就要吃、要住、要购物，岐山要火，臊子面要火。”在得知我们村庄也将安装天然气、也将进行生活污水处理的消息后，父亲眉喜眼笑地说：“这样一来做饭、洗澡和上厕所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我看种片菜、养只羊回家养老是个好事情。”现在过得好了，父母总喜欢忆苦思甜。他们想说的其实就是要忆苦思甜、不忘过去、珍惜现在。父亲爱说小时候“低标准”和遭年馑，饿得他们喝面水的记忆；母亲则常常说小时候没给我们吃过什么有营养的东西，觉得亏欠。当然，最令我难忘的是炎炎烈日下母亲弯腰割麦子和父亲在打麦场上扬场的场景。他们为了一个个丰收季，不知使坏了多少锄头，拉断了多少架子车辕绳。期盼来了“瑞雪兆丰年”，汗滴禾下土，碾出几石麦子，到头来却换不起一个西瓜来降温消暑，就像陶者一样“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看完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之后，作为一名老农民党员的父亲，说了一句既通俗又高大上的话：“啥是新时代？这就是祖国的新时代。你们这一代人真是幸福啊，你们青年人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要感恩和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伟大新时代！”。